比尔·盖茨说这是你能做的来帮助防止气候变化灾难

根据洛克的知识论，道德是可以进行解证的，或者说人能够获得一种解证性的道德知识。

某个音像制品是否构成淫秽物品，可否交由公安机关的刑事技术部门进行鉴定？医疗事故责任分级应由鉴定机构直接认定，还是由法院在评价证据、斟酌案情的基础上作出？不对这些事项的属性作出认定，就不能界定鉴定事项的范围，也不能划分相关部门的权限。因此，在证据→事实→法律的关系链中，前一种推论是否有充足证据的支持属于事实问题，后一种推论是否有充足证据的支持，关系到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否成立，属于法律问题。

{44}如果严格按照可上告＝法律问题、不可上告＝事实问题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就是将这些法律适用从法律问题清单中删去了。之所以出现同案不同判，根本原因在于法官均从法律证据中进行推理，而推理过程渗入了法官个体化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或世界观，由此出现结论的出入。{9}换言之，诉讼中呈现的待证事实已非过往发生的原初事实，而是经过了当事人筛选裁剪，并由语言加以表述的事实图景。例如，根据德国2001年《民事诉讼法改造法》的规定，以下两种情形可以许可上告：①案件具有原则性意义。{37}但立法者毕竟是有限理性的，绝无可能穷尽应予规范的事项。

如何既能使法律审法院从上诉中筛选出具有原则或示范意义的案件，又不致裁量权被滥用，主要取决于对二者区分标准的理解与运用。当然，如果此类案件频繁出现，甚至社会舆论已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避免相似案件不能相似处理，也为了防止裁判与社会共识相冲突，应将它当作法律问题，由法律审法院作出权威判解，形成统一适用的判断标准。[19]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权作为国家请求权包含两项内容，即求罪和求刑{14}。

[17]张智辉著：《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12]即便在纳粹德国时期也是更多地鼓励公民告状（即利用公民监督公民），来实现监督所有公民的计划。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而人大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15]。

公民的报案、检举、揭发是一种公民监督而不是权力监督，公民举报的积极性往往与公民的主人翁感、参与意识、法制观念以及国家的民主程度有密切关系，政府的威信、良好的警民关系都可能提高公民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积极性。[11]监督不同于制约，监督是一种行为，而制约是一种实际效果或格局。

‘检察权包括三项权力分支，即职务犯罪侦查权、提起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根据宪政体制的分工，这种蕴涵着监督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来实现的，如在行政机关的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中，包括了对公民等私法人多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工商、税务等部门经常通过检查等手段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监督，行政许可作为一种间接的管理手段也包含着对申请许可人申请内容的监督（审查与核实），甚至行政奖励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奖励对象有关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批准），至于行政处罚就更是一种对公民和法人及其他组织在监督基础上，发现其有违法行为而进行制裁的严厉手段（如吊销执照、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行使四项职权，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权、批准逮捕权、侦查权和公诉权。另一类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即完善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不起诉、生效裁判抗诉、刑罚执行）诉讼监督权。

其中二权能说引自龙双喜，冯仁强：《宪政视角下的中国检察权—兼议法律监督权与公诉权的关系》，《法学》2004年第11期。因此对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监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公民的协助、配合[16]，在所有的守法主体中绝大多数公民是检察机关依赖的对象而不是监督的对象。为了所谓的公共秩序不惜牺牲全社会的自由，这样的利益失衡恐怕是任何民主自由国家都难以接受的，也不可能是人民的本意，人民不需要挖空心思谋划着怎么对付自己。不能因为我国目前处于民主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就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那将来我们进入民主法制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后，我们就会将检察机关的定性改为公诉机关吗？这么说现在将其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只是权宜之计，是初级阶段的临时定性？那么西方国家在他们最初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阶段（他们并不是直接进入发达阶段的），为什么没有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呢？那时候他们的国家监督法律适用的需求应该也是很明显、很迫切的，他们那时候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为什么就可以主要集中在公诉职能方面呢？一个国家机构的作用、职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其性质应该是前后一致的，不能说检察机关的性质在目前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将来是公诉机关，仅仅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其实自诉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实际上也往往间接地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法制的作用。郭成伟、宋英辉主编：《当代司法体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郭成伟、宋英辉主编：《当代司法体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对此有学者以侦查权不是独立的权力、可由多个部门（如检察、公安、安全、海关、监狱、军队等）行使，而检察权只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来反驳这一疑问。

如果公民是公诉权监督的客体，那么是指全体公民还是部分公民？是犯罪前就进行监督还是在犯罪中或犯罪后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是主动监督还是接到报案后才开始监督？这一系列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似乎没有结论。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关论述还可参看该书第88页。这在法律解释上似有些牵强，尤其是从文字解释的角度看可能难以自圆其说，但如果社会发展更需要目的解释、逻辑解释的话，技术上的一点瑕疵将不会影响其生命力的光辉。何况许多犯罪行为往往不是依赖国家机关的监督，而是由公民报警才发现的，杀人、抢劫、盗窃、绑架等案件有的是通过警察巡逻等手段，但更多的是被害人或其他公民报告后才立案的。再次，公诉行为即使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公诉权也不是监督权。

因为某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只是针对某时空中的某些公民，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如果针对的是犯罪之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是所有公民都有的，因此全体公民都可能成为监督对象。[24]当然，一个国家机构未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和能力，笔者在此不作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被监督的这极少数人并不一定都会犯罪，犯罪的人也不一定都在这个监督的范围内，因此公诉的对象与被监督的对象并不完全吻合，被监督者不一定受到公诉，对他们的这种监督在性质上也不是公诉（而是公诉前的权力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检察制度是以苏联为模式，以列宁检察理论为指导建立的[26]。

[26]郭成伟、宋英辉主编：《当代司法体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国家权力对权利（越界）拥有制裁权，而制裁应当是以监督为前提的，不监督怎么知道其违法，不知道其违法又怎么制裁呢？我们常常说国家有权管理公民，却不说国家有权监督公民，因为管理本身已经涵盖了监督（同时管理还包括可以在监督之后决定是否制裁，而制裁是具有强制力的）。

……法律监督权本身就包含着对犯罪的公诉权。在专制体制下，检察官作为沙皇的眼睛曾监视着全社会和全体人民[13]，因为专制政权是怀疑人民并和人民对立的，国王是主人而人民是奴仆。[8]公诉权的性质被我国许多学者表述为法律监督权，鉴于法律监督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在西方法律中并不存在这一概念，其含义在我国也存在颇多争议，因此笔者在此不予涉及。其他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理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彼此越界，更不能涉及公民的私生活领域。

一个国家机构的权力并非越多越好（而是恰当、准确才好），尤其是那些不可能实现、没法落实的权力，只会干扰其必要权力的正常运行，分散注意力，甚至喧宾夺主。监察机关是专门对国家公务员的遵纪守法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纠举和惩戒的机关{9}，因此它们才是专门的监督机关[11]。

公诉权的主要功能是求罪和求刑，其本质是诉，是请求对犯罪行为作出相应处罚，请求处罚某人是因为他有犯罪行为，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警示他人。[3]廖宏军：公诉权的法律监督属性检讨，北仑区人民检察院网站时间：2008 -11 - 7 9：04：43。

而请求权与监督权显然不是种属关系，不能说请求权是监督权的一种。[5]关于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并列关系，如认为各国检察机关的职权概括起来主要有法律监督权、侦查权、公诉权、参加民事诉讼权、参与行政诉讼权、法律咨询权、行政管理权与立法权等。

此观点认为，‘中国检察权内容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保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即有限的（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权、完整的（刑事、民事、行政）公诉权。而之所以导致这种局面或许与检察机关的定位失误有关[24]。[10]但是否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公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既不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不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上下级只能是权力系统内的概念。通过法律对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作出类似准司法权的界定，进而贯彻到司法等活动中去。

[2]如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及其职权都有较大的区别，具体可参看张智辉著：《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石少侠著：《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行政机关对公民的这些监督和管理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公民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方面，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各种行政部门已经对公民的许多行为进行了有效的规范和管理，对他们是否遵守有关法律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督。有关法律监督的概念可参看李征著：《中国检察权研究—以宪政为视角的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页。

那么，我们现在应怎样对待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呢？笔者认为有四种选择：一是搁置。而这一大门怎么开，以何种形式开，或许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哪种形式更容易实现，其道路更容易走通，它就更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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